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镇兴旺学校，低年级的老师们带着整个班级的学生排成一队依次从仅能容得下一人穿行的过道中走出校门。CFP供图（资料图片）

　　对刘顺军来说，近一个半月的寒假是个“漫长的噩梦”。因为放假就意味着“失业”。

　　在同乡眼里，刘顺军的职业很体面。作为教师，他本可以有着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两个带薪假期。但在北京市昌平区某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的他，寒暑假期间得不到学校的任何工资和补助，“就像放羊一样，撒开手不管了”。

　　一个月前，校长对刘顺军和其他教师说，“该放假了，大家提前找点活儿干干，假期后再回来。”这样的“放羊预告”他已经听了4年。同事中，也有一些人在假期能拿到补助，三百到八百元不等，而拿到钱的，通常是资历比较老的。

　　近一段时期，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备受公众关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一群体。作为专门研究流动儿童教育的学者，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嘉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就打工子弟学校而言，教师至关重要，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一直未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群体。

　　学校不和教师签合同，“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

　　和刘顺军有类似遭遇的教师不在少数，他的同事中还有四人也选择寒假留在北京打零工，有的发传单，有的干促销。刘顺军说，除了做家教以外，他很难找到像样的兼职，而他这种非名校出身的教师，在补课市场上也没什么竞争力。

　　这天下午，刘顺军和朝阳区某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崔正全一起去找兼职。路上，崔正全告诉记者，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不过是一群以教书为业的特殊打工者，和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寒假期间除了像他们这样留京兼职的，选择回老家报考公立学校、准备自考寻找更好出路的也大有人在。

　　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八九年的崔正全说，他从未和学校签过劳动合同，却一直顶着学校“正式”教师的帽子，说白了就是“打黑工”，“校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

　　韩嘉玲做过的一项调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调查显示，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几十名教师，没有一位与所在学校签订过劳动合同。韩嘉玲还发现，在这些学校，校方可以随意解雇教师，教师请病假要自掏工资请人代课，学生管理工作不到位就被学校扣工资。

　　马生杰目前在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学，他从事这一职业已经9年，其间换了3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他还记得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学校应聘的情景。

　　2002年，学习幼师专业的马生杰从职高毕业。当时北京的幼儿园只招本市户口的教师，从山东来的他难在学校找到用武之地，便打起了散工，在西单送外卖，在批发市场送菜。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生杰看到一所学校的招生简章，上面赫然写着“招聘有经验的老师，户口不限”的字样。他立即就跑到了学校，看到的是矮矮的围墙，几乎要倒塌的平房，还有坑洼不平的操场，一刮风就黄土满天，下雨则泥泞不堪，“就是我们农村的学校也不至于破落成这样。”

　　“咱一个月工资多少？”马生杰向校长提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来定，有多有少，你先来上班吧。”听校长含糊其辞的语气，他也不好再问。

　　后来，马生杰明白过来，他和学校的劳动关系仅仅是口头之约，没有任何书面合同，而所谓“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则是在每月950元工资的基础上，由校长个人决定。

　　平均工资仅千元左右，大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险

　　头一年上班，马生杰对这样的“口头”规则还不是很熟悉，看到北京市出台一项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上调300元的政策，很兴奋。月底，却见校长放在他手上的工资还是1100元，便提高声音说，“不是要涨300块吗？”

　　校长先是笑笑，拍拍他的肩膀说，“咱们不是公家的学校，他们涨，我们可涨不了，再说，咱们又都不是正式编制的教师。”

　　根据韩嘉玲的调查，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月平均工资是800～1000元；2009年，被调查的学校中有49%的教师收入低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水平800元，这与北京市2008年的职工月平均工资3726.25元相去甚远，甚至不如北京市家政工的月平均工资1200～1800元。假期不发工资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已经成了打工子弟学校不成文的惯例，只有个别学校会补贴教师200元的生活费。”

　　2010年年底，“教师之家”、“农民之子”两个公益组织一起进行的一项有关打工子弟教师待遇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81位教师中仅有1位有三险(失业、养老、医疗)，1位有两险(医疗、养老)，其他教师均没有享受任何保险。

　　在这样的待遇下，教师的教学任务却不见减轻。崔正全的妻子王艳和他在同一所学校任教，除了担任班主任，她一周还有26节课。这26节课中，除了带本班语文、数学课，还要带三到六年级的英语课。而她带班的人数一直不下30人，最多的时候是45人。王艳一天要批改几百本作业，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

　　王艳和和崔正全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400元。房里只能放下两张床和两个小桌子。桌子上放满了作业本，床头的墙上有两个拳头大小的窟隆用旧报纸揉成团堵着。

　　“农民之子”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的问卷调查显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每周平均要上24个课时，平均每班人数47人，平均每天在校的时间是9.79个小时。

　　上课并不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全部工作。

　　赵俭竹今年已经66岁，2000年来北京后一直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除了上课，每天还要负责接送孩子。”赵俭竹说，他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早晨5点多起床接学生，下午4点多开始送学生，“以前没有校车，有时要走十多公里把孩子送到家。”

　　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家长工作时间大多不固定，有的甚至半夜起来拉菜，所以，与公办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还要拿出更多的时间用在看护孩子上。

　　韩嘉玲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她发现，课时多是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共同现象，多数教师每周要上20～25课时，部分教师达到25～30课时，调查中最多的有32课时。这些教师平均每天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达9～10小时；有的教师还要承担接送学生的工作，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

　　“干得多、挣得少”，这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活写照。因此，教师流动性大成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常态。

　　刘顺军告诉记者，他所在学校的教师一个学期能走一半。赵俭竹说，他基本上是两三年就换一个学校，有的是因为“学校拆迁”、有的是因为“自己搬家”，还有的是因为“学校实在太欺负人干不下去”。

　　虽然待遇差，但对不少人来说，他们“只能干这个”。

　　“在老家我就是个民办教师，1971年就是了。”赵俭竹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年龄较大的不少曾经是“老民办”，对教育有感情，而且“除了教书咱也不会干别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留在打工子弟学校则是不得已的选择。

　　刘喜峰在打工子弟学校已经“熬”了四年，这期间，他还常常担心拆迁的到来。“警察走了，城管到来；送走城管，警察又至，每次闹得人心惶惶。”去年9月，他所在的海淀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接到了被取缔的通知。

　　住在学校附近的城乡接合部，刘喜峰晚上改完作业，常躺在床上抽着烟，考虑第二天的课怎么上。有时下意识地碰到了腰包，便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时，他脑子里常常闪过家人劝他的话，“去工地上干活不比教书挣得多？”

　　刘喜峰想得很清楚，只要一有更好的去处，他便一走了之。但目前，刚刚28岁的他仍渴望在这个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多锻炼几年。毕竟，当初在他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是这里“收留”了他。

　　杨成2004年还是河北唐山的一名在编教师，因当地“生源严重不足，教师编制过剩”，教师下岗不可避免，他便带着孩子来到北京，辗转来到现在的打工子弟小学。

　　说起工资待遇，刘喜峰和杨成不约而同叹了口气。刘喜峰说，这就像包工头和民工的关系，一些校长“给自己留着大钱”，对外称学校亏损，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苦一些，都是为了教育，为了孩子”，却用小钱招三四个教师来，教几百个学生，并把教师的工资压得很低。

　　杨成所在学校的校长是他的表舅，平时待他很客气，但发起工资来和对其他人一样。这位校长说，虽然教师很辛苦，但他们流动性很大，学校一共16位专职教师，平均一学期就能走一个，“我在假期里发了工资，开学你跳槽了怎么办？”

　　这位校长还告诉记者，即使在这样的待遇下，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想来他的学校做教师，有的是因为在其他地方难以进入教师编制，找个跳板暂时歇脚，工资不多没有保险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有的根本不善于教书，是生活所迫，出来混口饭而已。

　　韩嘉玲的调查显示，有至少一半以上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具有教师资格证，但即便是“有证”也一样打黑工。曾有人问刘喜峰，“你也有教师资格证，咋不和学校打官司？”他总是沉默不语，“官司要打肯定能赢，但赢了之后饭碗就保不住了，拿到手的赔偿款还没有一个月的工资多。”

　　“我也知道钱少、没保障，但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刘喜峰说。

　　师生关系难理顺使教师很难产生职业成就感

　　除了课时多之外，刘顺军的另一个压力来自学生，“学生多，差异大”。

　　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实行包班制，即教师担任某一个班级所有课程或主要课程的老师。刘顺军教四年级一班的语文、数学、音乐和美术。这个班63名学生，有50多名学生常年跟随父母“南征北战”，居无定所，成绩悬殊大，最好的能考到98分，最差的则是零分。“人数多，想给他们补缺补差一时都无从下手。”

　　最难的还是给学生们上课。这些孩子来自天南海北，有的是初次出远门，很多知识他们闻所未闻；有的是满口方言，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刘顺军经常遭遇的情况是，他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下面的孩子们却一脸茫然。

　　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大，学生的流动性也很大，每到学期末便会有学生跑来问刘顺军，“老师，下学期您还在吗？还教我们吗？”

　　“两个流动性大加在一起对孩子的正常学习影响更大。”这也是韩嘉玲研究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的原因所在。

　　不少教师认为，他们和学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但是和一些家长的关系却有点“紧张”。马生杰说，他们学校去年一个学期就被家长气跑了两个老师。

　　今年36岁的楚云花在北京大兴区某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她在家乡时学过幼教，所以，在这个学校教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数学和语文。“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能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的，但是拿回家写的作业乱得简直认不出来。家长根本不管孩子的学习。”

　　马生杰晚上偶尔会去网吧查些资料聊聊天，总有一些熟悉的学生在看到他以后，箭一般地溜出去，还没等他认出是谁，就已经消失了。

　　为了让家长督促学生写作业，马生杰要求学生的作业本上必须有家长的签名。有一些孩子模仿家长的笔迹被他识破，但在和这些学生聊天后，马生杰发现，有的竟是家长懒得签，让孩子代签的，也有一些是家长自己签，但也仅仅是签个字而已，并不会在孩子旁边看孩子做作业。

　　不过，要是孩子的身体有个磕磕碰碰，家长便会较起真儿来。一次，马生杰班上两名女学生在课后因为一块橡皮先是吵了起来，随后便打在一起，矮个头的学生不小心磕在地上，把门牙磕掉一小块。马生杰带学生处理好伤口，接着通知家长来。

　　看到马生杰，受伤学生的父亲上去就是一顿吼，要求把另一个学生交出来，“我道上有人。”马生杰再三解释，这个家长却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今天受伤的是你女儿，你会怎样？”

　　打工子弟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治安相对较差，同时学生家长的人员构成也相当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难度。再加上不太顺畅的师生关系，也使得这些教师很难产生职业上的成就感，这使不少因心存教育理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更加感到困惑。

　　马生杰那次和学生家长的冲突，后来在学校附近的诊所里僵持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因为马生杰一句“孩子的医药费我来垫”，整个事件才得以平息。